一、鄭氏時代

 佛教之傳入臺灣，吾人推測很可能是始自唐代。然有信史可征，則為鄭成功率軍渡臺之后。永歷十五年（即一六六一）延平郡王鄭進軍臺灣，改臺灣為東都，改赤嵌城為承天府，置天興及萬年二府，建兵農合一之屯田制。鄭氏三代經營臺灣共二十二年，其間與佛教有關者，據連雅堂通史記載云：東寧初建，制度漸完。延平郡王經，以承天府之內，尚無叢林，建彌陀寺于東安坊，延僧主之。由此可知彌陀寺即為臺灣最早之佛寺。又據高雄縣左營興隆寺碑記載：大清康熙乙巳年（即四年，公元一六六五），臨濟正宗僧勝芝和尚及其徒茂義、茂伽三人來臺灣。見龜山（即現舊城之龜山）之秀麗，形景而有奇，就處塔蓋草亭。登山伐木，烹茗濟渴行人，嗣募建寺宮。連氏通史宗教志又載謂：嘉義火山碧云寺，為康熙十四年來自福建之僧參微，往錫龍湖巖。一日偶至此地，以其山林之佳，遂辟茅結廬，奉龍湖巖之佛祀之。朝夕誦經，持戒甚固，這就是鄭氏時代，臺灣最初之寺院，以及由內地來臺的幾位僧伽之情形。

至于鄭氏時代所建之寺廟，可以認為佛教寺院者，根據清代之各府縣志記載如下：在寧南坊有觀音堂、準提堂，在鎮北坊有觀音亭、萬福庵、赤山堡，六甲之龍湖巖等六處。

 當時佛教之活動情況，惜無正史可稽，即有亦是稗言野史，不足憑信。而在家居士對于佛教有修養者，卻大有人在，多為明末遺臣，痛心亡國，不愿再仕，乃變服為僧，或終身持齋，或終日誦佛經自娛，如沉光文字文開，少以明經貢太學，福王元年授太常博士，聞桂王立粵中，走肇慶，累遷太仆少卿，永歷三年來臺，其后為人進讒，幾遭不測，故變服為僧。李茂春字正青，隆武二年舉孝廉，善屬文，永歷十八年來臺，卜居永康里，日誦佛以自娛。林英字云義，崇禎中，次歲貢知昆明縣事，后祝發為僧，間道至廈門，入臺灣。張士，崇禎六年副榜，明亡入山，耿精忠之亂后入臺，居東安坊，持齋念佛，倏然塵外。另有明魯王女，聰慧知書，工刺繡，適南安儒士鄭哲飛，生一男三女，夫歿來臺依寧靜王以居，晚年持齋獨處，邑人欽之，以為女師。前述六人，實開臺島在家學佛之先河，且為臺灣早期佛教史之珍貴一頁。

二、清代時期

康熙二十二年八月，鄭克塽降清，于是臺灣成為清朝版圖，海禁開后，佛教隨之而流入。靖海將軍施瑯就寧靖王府邸改建天后宮。鄭氏部將，義不帝胡，并借佛教之名，潛身為僧者甚眾，并在暗中窺復明室，加以清室攻臺之敗將，亦多薙發為僧。真正宣揚佛教之教理者，當亦不乏其人，惜臺灣變亂迭起，文獻幾乎湮沒，今由臺府縣志及寺廟現存之金石稽查，仍能略見當時二三有名之高僧，如海會寺（即今臺臺開元寺）之住持釋澄聲，別號石峰，戒行素者，并擅書畫詠吟。其二為釋照明，住錫彌陀寺，日夜誦經不輟，工寫蘭菊，飃逸群倫。其三釋志愿，別號逢春，銳志苦修，居竹溪寺（臺南市南側），暮鼓晨鐘，諷誦自警，雖大風疾雨不廢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其四如蓮芳，號藕船，住持三官堂，好吟詩，究醫術，著有浣花吟詩。海會寺原為北園別館，為鄭經之母董氏養老之所，康熙二十九年改筑為寺，翌年四月改稱海會寺，開山僧為志中禪師，前述之釋澄聲是該寺第四代祖師。至于釋照明住錫之彌陀寺，是鄭經時代所建。康熙五十八年，武夷僧一峰，募建西堂及僧房，始成寺院。釋志愿所住之竹溪寺，乃康熙四十八年僧慧珍添建落成。

 清代在臺最初建設之佛寺，為臺南法華寺，其次是臺南黃檗寺。康熙以后，乾隆年間，寺院之建設，有高雄鼓山之元興寺，同時桃園龜侖嶺，高雄岡山亦有佛寺之添建事實。嘉慶以后則神廟增加，而佛寺反少矣！

臺灣之白衣佛教，又稱齋教，此種團體分三派：是龍華派、金幢派、先天派，都由大陸傳入

臺南龍華派之齋堂是臺灣最初之齋堂，系由福建傳入，此中又可分為四派：福州城內傳來者為復信堂派、福清縣觀莊善福里一是堂派、興化府仙游縣白角嶺漢陽堂派、第二十三祖林普定所創立之中和派等。此四派在臺灣之分布：一般認為臺南是復信堂派，臺中是一是堂派，臺北、新竹是中和堂派，宜蘭是漢陽堂派，大抵是清朝嘉慶以后傳來的。金幢派之開祖王太虛，是龍華派開祖羅因長女之徒，生于北京附近，為公元十六至十七世紀活躍的人物。著有四十二部經，三祖以后，傳入臺灣。

先天派開祖，亦傳為達磨，事實上可能是黃德輝。咸豐十一年（公元一八六一），黃昌成建設臺南報恩堂，李昌晉到臺中，宣教于北部，光緒年間澎湖地方亦奉之。

三、日據時代

 光緒二十一年，中日甲午戰爭，清廷敗績，割讓臺灣，由于日本佛教之曹洞宗、真宗等宗務院早已派員隨軍布教，加以當時臺灣之僧伽與教友亦以加入日本佛教為榮，前者則參加釋宗之曹洞宗和臨濟宗妙心寺派，居士或則加入禪宗、真宗東西本愿寺、凈土宗不等。

 日據時代，對于齋教贊揚極力，謂其不剃發染衣，在塵不染塵，是真正佛法。然白衣教徒各有職業，無暇顧及佛教教理，所以有礙佛教之發展。他方面傳授臨濟宗之出家佛教，又與大陸隔離，因此成為孤立狀態。即或是初來臺灣，尚為可觀，但無大叢林之道場，乃至傳戒修鏈等法會，自然一代比一代衰落，且因內地僧伽亦少渡臺，所以內臺佛教之交流杜絕。

日本佛教各宗相繼來臺者，以臨齋宗、曹洞宗、天臺宗、凈土宗、真宗本愿寺派、真宗大谷派最有勢力。此種帶有強制壓迫之佛教，造成一種奴化的佛教，致使臺省僧眾無自立發揮之可能。僧尼要受教育，只有去到日本接受佛教式教育，所以他們對于佛法雖有了認識，但他們對于出家的生活卻不習慣，因此臺灣的比丘完全是日本化─娶妻吃葷，也是比丘漸少，比丘尼日漸增多的原因。

自臺灣時間初年，西來庵事件發生以后，白衣齋教牽累甚多，因此齋教三派不得不出以自衛，組織齋教聯合會，計參加此會的齋堂有七：

1.金堂（幢）派：西華堂、慎德堂。

2.先天派：報恩堂、崇德堂。

3.龍華派：德化堂、化善堂、德善堂。

臺灣時間元年，齋門三派之聯合共名曰齋心社，合計七堂，每堂每年辦公二次。其公供之期，各堂人眾齊集演說經教。其后臺灣時間四、五年，臺北先天派領袖黃玉階先生，意圖組織臺灣中之宗教，除齋教三派外，聯合佛門僧伽，甚至道士都想羅織在內，因為范圍過大，未獲成功。

 臺灣時間十年日本駐臺當局，邀請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持善慧和尚、觀音山凌云禪寺住持本愿和尚，于艋舺龍山寺召開籌備委員會，以組織全臺佛教徒，齋教各派俱出席。翌年四月四日成立南瀛佛教會，并發行南瀛佛教月刊。以后每年都辦理短期佛教講習會兩次，維持至臺灣光復。

在日據時代，佛教中最活動人物為善慧，臺灣時間五年善慧得曹洞宗本山之援助，建設臺灣佛教中學于臺北市東門町（即今上海路）。代表臨濟宗妙心寺派的本圓，設鎮南學林于圓山臨濟寺內，因經濟無著，僅辦一、二期遂閉校，將學生合并于中學林。

此外有泉州鼓山涌山寺監院覺力，來臺后，于臺灣時間元年建法云寺于苗栗大湖。由于覺力學德兼備，其渡眾之多，可與善慧比肩，其末派寺院多達二、三十軒，稱為法云寺派。靈泉寺派有三、四十所。而觀音山凌云寺派，實與臺南開元寺、高雄超峰寺等同一派，末派寺廟也不在少數。

 前述三位高僧，覺力于臺灣時間二十二年入滅。善慧則于臺灣光復之年入滅，本圓并曾做過光復第一任臺灣佛教會理事長，于卅六年圓寂。

四、光復以后

臺灣時間三十四年十月，臺灣光復，本省大德善慧，鑒于正可弘揚正法，乃組織臺灣佛教會，是年底在臺北龍山寺召開成立大會，本圓和尚當選為第一屆理事長。其后，第二屆理事長沈德融，三、四屆理事長宋修振對會務之發展，均能竭盡其力。

三十七年冬，中壢圓光寺妙果和尚，首先聘慈航法師來臺，創辦臺灣佛學院，招收男女學僧有六、七十名，是為臺灣佛教教育的開始。三十八年春，又于基隆靈泉寺開辦佛學院，自后即掀起了佛教青年僧尼，或在家信眾普遍探究佛法的熱潮。

同年，臺灣佛教會，深悉中國佛教總會組織法，乃依照規定改稱為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，繼之各縣市支會成立，分別展開宣教弘法，施診育兒工作。（省分會理事長林錦東每年又舉辦布教師短期講習班一次，組織環島弘法講演，并聘請旅美學人─紐約大學佛學教授張澄基博士返臺講演佛學，收效甚宏。）

三十九年二月，中佛會遷臺正式恢復辦公，臺灣省分會及各縣市支會在中佛會直接督導下，護教衛國的工作，又向前推進了一步，現在，已登記的團體會員有三百六十二個單位，個人會員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人。但實際上本省教胞，約有二百五十萬，寺廟三千七百余所。

四十年夏季，大醒法師繼慈老之后，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創辦佛學講習會，汐止靜修院也接著辦過一年的佛學講習班，印順法師在新竹青草湖福嚴精舍也辦有佛學院，乃后臺灣之佛學苑、佛學專修班、佛學講座、講習會??相繼在全省各地設立，蔚然成風。

文化宣傳方面，最初，僅有臺灣佛教一種定期刊物，然大醒法師遷來佛刊老牌的海潮音，繼之，人生、中國佛教、覺生、佛教青年、今日佛教、菩提樹、大乘、法音等雜志，相續出版，復又有覺世旬刊，四開報紙有波羅蜜問世。此外如修建寺院，翻印經典和佛學名著，也很風行。最彌足珍貴的就是影印大藏經，已于本年初完成，續藏亦在籌印，同時，四十五年十一月在臺北，成立了修訂大藏經委員會，另如，周子慎發起由全省各民營電臺，每日廣播佛法三十分鐘，使之適合現代需求，其他，如佛教歌詠隊、圣樂團的組織，且有自編的歌詞曲譜，代替古式的香贊，更加強了弘法的成效。

四十四年十一月，迎奉玄奘大師靈骨返臺，臺北機場冠蓋云集，極盡一時之盛，為近年來臺灣佛教之罕見。他如印順法師兩度赴菲和演培法師應聘往泰講學，對促進國際文化與友誼，均有貢獻。

前述事宜，都是令人欣喜的現象，如四眾人等，齊能確實以弘法利生為宗旨。在具有許多優越條件下的臺灣佛教，未來的歷史應該是光輝的、燦爛的。